我深知,翻译编辑这类专业学科类文献的系统选编已不多见。或许是受业师周公辅成先生的影响,抑或为我自己对从教为学的既定“成见”所致,至今我仍相信这样的工作依然是有意义的。业师辅成先生学出老清华国学院,而老清华国学院的“授业”范式是:不单每一类学科而且是每一门课程都需先立范例并确定文献范围,尔后方可开坛论学教学。辅成师早年在北大开招并授业西方伦理学专业的研究生时,便是先编专业文献,然后再编讲义,最后开讲教学的。只可惜,他老人家花费巨大心力和精力编辑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因“文革”之故,只在“文革”前夕出版了上卷,下卷延迟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得以杀青。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辅成师开设的“西方人道主义史”并编译《西方哲学家、政治学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言论选辑》一事上。杏坛未已,天意苍茫。学界一如日用世界,许多的人和事确乎都是难以琢磨的,更遑论合理预期和从容信托了。
但无论世事如何变换,总有某种连绵不断的踪迹可寻,相对于社会文明,文化或者普遍意义上的知识往往显示出更顽强也更清晰的“传统”特性和“文脉”“谱系”,亦即某种知识、意义和精神信念的连续性。当代的学人喜欢谈论诸如“知识边界”或“学科界限”一类的问题,而且说法甚多,说词亦繁,这大概源自当代学科交叉或所谓“跨学科”趋势日益增强的缘故。果真如是,我以为对于“知识边界”或“学科界限”至关重要的大概有两个因素:其一便是已有的专业知识谱系,其二是专业知识内部的“问题域”,即某专业知识的基本主题及其衍生问题。就此而言,编辑梳理学科经典(文献)的工作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具有首要地位。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私见”,未必能够得到公认。可执着如此,我自然会我行我素,不改初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