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人口。随着人口的增加,一旦遇上灾荒,政府的赈济压力比过去大得多。
有官员开始在富民之中“劝赈”。一开始是官府向富民借粮,后来发展成富民主动向官府纳粮。正统二年,明朝廷做了一件十分漂亮的事情,把各地捐粮富民的典型共十人,一并请到北京,进行嘉奖。不但给予“义民”的光荣称号,而且免除全家若干年的杂役,还以皇帝的名义,赐给嘉奖令。这既是巨大的荣誉,也是巨大的无形资产,给其他富人以示范,成为一种“国家动员”,用“感动中国”的人物,动员其他的富民。在这一“动员”之下,短短三年时间,有数百上千的富民因为纳粮、纳草、纳马、纳银而受到嘉奖。
这个时候,朝廷恍然大悟:原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民间竟然又储藏了如此多的财富。于是大事小事、有事无事,以各种名目、各种荣誉,动员富民捐纳。朝廷在动脑子,如何从富民那里多弄到一些钱财;富民也在动脑子,如何从朝廷那里获得新的资源。义民的称号通过捐纳得到了,冠带也有了,不但自己有了,父亲也有了,甚至帮去世的爷爷也捐了。然后,有富民开始向朝廷提条件,捐可以,但得让本人或子弟到国子监读书。到国子监读书有何好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入编”了,可以直接做官,也可以直接参加科举考试。对于富民的这项要求,礼部坚决反对,不能让国家的最高学府有铜臭味。但是,礼部要的面子,挡不住户部要的银子。于是,从景泰到天顺,十年时间,有上万富人子弟通过捐200多两银子,或者三到五匹马,或者几百石米,进了国子监读书,后来更降到120两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