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过堂审问,偶然看到了然和尚胳膊上有刺青,原来是两句诗:“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苏轼看罢大笑,于是“举笔判词,押僧赴市处斩”。他的判词同样才气纵横,虽然刻薄,但对于罪犯,也不必同情。那是一曲《踏莎行》: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官妓毕竟也是公务员,行动存在诸多限制,玩起来未免不彻底,所以当时苏轼家里还蓄有“歌舞妓数人”。每当要劝客人喝酒时,苏轼总是会对客人说:家里没有什么好酒好肉,只有“数个搽粉虞侯”出来侍奉。那是士大夫阶层彼此结交友谊的重要方式,苏轼乐此不疲。
杭州通判这个工作,本该很容易得罪上司。因为通判的任务就是和知府抗衡,并向朝廷打小报告,对地方领导起到监督和制约作用,所以当时的地方领导对通判都很厌烦。有一个姓钱的爱吃螃蟹的知州就明确要求朝廷把自己派到一个“有蟹无通判”的地方去任职。苏轼则擅长处理人际关系,在杭州任通判期间,虽然顶头上司换了好几个,苏轼却和他们相处得都很好。
苏轼在杭州遇到的第一任太守是沈立。
沈立为了欢迎苏轼的到来,带着苏轼到吉祥寺去看牡丹花会。花不白看,苏轼特意写了一篇《牡丹记叙》,向沈太守表白说:“今公自耆老重德”,“家书三万卷,博览强记,遇事成书”,而我“又愚蠢迂阔”,但越是这样,我的文章写得越好看,而那些“托于椎陋以眩世者”,写出来的东西“又岂足信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