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翻译编辑这类专业学科类文献的系统选编已不多见。或许是受业师周公辅成先生的影响，抑或为我自己对从教为学的既定“成见”所致，至今我仍相信这样的工作依然是有意义的。业师辅成先生学出老清华国学院，而老清华国学院的“授业”范式是：不单每一类学科而且是每一门课程都需先立范例并确定文献范围，尔后方可开坛论学教学。辅成师早年在北大开招并授业西方伦理学专业的研究生时，便是先编专业文献，然后再编讲义，最后开讲教学的。只可惜，他老人家花费巨大心力和精力编辑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因“文革”之故，只在“文革”前夕出版了上卷，下卷延迟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得以杀青。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辅成师开设的“西方人道主义史”并编译《西方哲学家、政治学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言论选辑》一事上。杏坛未已，天意苍茫。学界一如日用世界，许多的人和事确乎都是难以琢磨的，更遑论合理预期和从容信托了。
但无论世事如何变换，总有某种连绵不断的踪迹可寻，相对于社会文明，文化或者普遍意义上的知识往往显示出更顽强也更清晰的“传统”特性和“文脉”“谱系”，亦即某种知识、意义和精神信念的连续性。当代的学人喜欢谈论诸如“知识边界”或“学科界限”一类的问题，而且说法甚多，说词亦繁，这大概源自当代学科交叉或所谓“跨学科”趋势日益增强的缘故。果真如是，我以为对于“知识边界”或“学科界限”至关重要的大概有两个因素：其一便是已有的专业知识谱系，其二是专业知识内部的“问题域”，即某专业知识的基本主题及其衍生问题。就此而言，编辑梳理学科经典（文献）的工作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具有首要地位。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私见”，未必能够得到公认。可执着如此，我自然会我行我素，不改初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