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人口。随着人口的增加，一旦遇上灾荒，政府的赈济压力比过去大得多。
有官员开始在富民之中“劝赈”。一开始是官府向富民借粮，后来发展成富民主动向官府纳粮。正统二年，明朝廷做了一件十分漂亮的事情，把各地捐粮富民的典型共十人，一并请到北京，进行嘉奖。不但给予“义民”的光荣称号，而且免除全家若干年的杂役，还以皇帝的名义，赐给嘉奖令。这既是巨大的荣誉，也是巨大的无形资产，给其他富人以示范，成为一种“国家动员”，用“感动中国”的人物，动员其他的富民。在这一“动员”之下，短短三年时间，有数百上千的富民因为纳粮、纳草、纳马、纳银而受到嘉奖。
这个时候，朝廷恍然大悟：原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民间竟然又储藏了如此多的财富。于是大事小事、有事无事，以各种名目、各种荣誉，动员富民捐纳。朝廷在动脑子，如何从富民那里多弄到一些钱财；富民也在动脑子，如何从朝廷那里获得新的资源。义民的称号通过捐纳得到了，冠带也有了，不但自己有了，父亲也有了，甚至帮去世的爷爷也捐了。然后，有富民开始向朝廷提条件，捐可以，但得让本人或子弟到国子监读书。到国子监读书有何好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入编”了，可以直接做官，也可以直接参加科举考试。对于富民的这项要求，礼部坚决反对，不能让国家的最高学府有铜臭味。但是，礼部要的面子，挡不住户部要的银子。于是，从景泰到天顺，十年时间，有上万富人子弟通过捐200多两银子，或者三到五匹马，或者几百石米，进了国子监读书，后来更降到120两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