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崔浩虽身在北魏，却心向南朝，与鲜卑贵族貌合神离。当北魏西讨夏国、北伐柔然时，则积极出谋划策；而北魏南侵，却又寻找种种口实予以阻挠，这无疑也加深了鲜卑贵族对他的怀疑和忌恨。吕思勉先生曾对此作过很好的一段评述：
往读史，尝怪五胡入据中原，中原士大夫皆伈伈伣伣而为之下，未曾有处心积虑、密图光复者，今乃知崔浩则其人也。浩仕魏历三世，虽身在北朝，而心存华夏，魏欲南侵时，恒诡辞饰说，以谋匡救；而又能处心积虑，密为光复之图。其智深勇沉，忍辱负重，盖千古一人而已。徒以所事不成，遂致所志不白，尚论者徒以北朝名臣目之，岂不哀哉！[42]
崔浩所为，正是当时民族矛盾尖锐的表现。在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崔浩置身于鲜、汉贵族地主激烈的权力争夺和民族矛盾的焦点之上，当鲜卑贵族势力强大之际，其死是必定无疑的。
四、魏收“秽史”说
史家中被人非议最多者莫如魏收，正史中遭人诟病最甚者亦无如《魏书》。魏收修史，因得罪的人多，北齐亡后，其冢墓被掘，弃骨扬灰于外，殊为哀怜。
唐人李百药撰《北齐书》，在《魏收传》中，借时人之口，对魏收多加诋毁。如说他轻薄无行，“人号云‘魏收惊蛱蝶’”；“人称其才而鄙其行”。又说他阿谀权臣，“见当途贵游，每以言色相悦”。还说他贪财好利，曾遣门客随陈使封孝琰南行，“遇昆仑舶至，得奇货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数十件，罪当流，以赎论。”并借“诸家子弟”之口，把《魏书》号为“秽史”，等等。稍后，唐李延寿撰《北史·魏收传》，又因袭李百药的某些说法。后世中的一些人不加深究，套用李氏旧说，不仅继续责骂魏收，而且对“秽史”说深信不疑。如宋代学者刘攽、刘恕、范祖禹等撰《旧本魏书目录序》，指斥魏收“党齐毁魏，褒贬肆情，时论以为不平，……号为‘秽史’”。直至清代，“秽史”说仍不绝于耳，赵翼说：“然则（魏）收之书趋附避讳，是非不公，真所谓秽史也！”[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