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遗憾得很，那个时候的“任洪渊”对我来说还只是一个单纯的声音符号，一个约定俗成的专有名词。被他轻轻一句话就扫到了视野之外的弗洛伊德两大“情结”论，以及“那个王”和“另一个王子”还静静地躺在著作或教材里，等待着书写我的命运。也搞不清楚“我13岁才有父亲，40岁才有母亲”究竟是诗人的奇思妙想，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随后，又断断续续地读到了他的“诗与诗学合集”《女娲的语言》和《墨写的黄河：汉语文化诗学导论》。人类注定只能看到8分钟之前的太阳。炫目的星光，或许来自亿万年前就已经死亡的巨大恒星。在一个没有准备好眼睛的生命里，“任洪渊”不能散发出他的光。对一个还没有长出自己头颅的生命来说，“任洪渊”的智慧等于“0”，——一种既不是“有”，也不是“无”的可能。
我和他的距离，不仅仅是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课堂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课堂的距离。杜甫感叹自己和宋玉“萧条异代不同时”。在物理时间上，“1937年夏历八月十四日”出生的“任洪渊”，曾经和我们有过不算短的“同时”。但在生命时间上，我们和“任洪渊”的距离，或许比杜甫和宋玉的距离还要遥远、还要萧条，弥漫着黑铁般沉重的无数个“异代”。就连2007年冬天，在廊坊师范学院召开的邵燕祥诗歌研讨会上，他诗朗诵一般地读他的文章《俄罗斯风雪中的斯维特兰娜独白——读邵燕祥诗剧〈最后的独白〉的旁白》，同时置身在当时会场上的我，也要迟到若干年之后才能听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