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社会中，唯一普遍适合于这些个人的另一种不同资源，是通过对这样一些群体中的某一群体的参与所提供的资源，而这些群体的思想和行动是受某种与众不同的、对正义和实践合理性已经具有牢固确信地职业者指示的。那些曾经求助于或依然求助于学院派哲学家的人，曾经希望或依然希望因此而获得一套充分的论据。凭借这套论据，他们便可以保证他们自己和别人都能确保自身观点的正当合理。相反，那些求助于一套具体体现在群体生活之中的信念的人，则信任某些个人而不信任什么论据。这样一来，他们就无法逃避对他们的承诺有某种任意武断的指责，然而，一种指责往往会轻视它所指责的那些人。为什么这种指责会这样无足轻重呢？
这部分地是由于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一种对权力采取普遍犬儒主义的态度，甚至是对非常基本的问题所具有的相关性采取普遍犬儒主义态度的问题。信仰主义不仅在那些新教教会的成员中间，而且在各种公开赞成信仰主义的运动中，都有着大量的信奉者。这一点并不是总能说清楚的，所以有大量的世俗信仰主义者。这部分地是由于那些受到指责的人有一种强烈的、有时也是有道理的怀疑。这些人认为，那些这样指责他们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他们真正为合理的论据所驱使，而是通过诉诸某种论据，便可以履行一种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和特权的权力；他们一直都在僭称某一阶层的利益和特权，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花言巧语地利用论据为其利益和特权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