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过那些研究历史的人不谈，且来谈谈做官。自古以来，做官好像是知识分子的专业，固然很有些官儿并不是知识分子出身，但是知识分子的共同目标就是做官却是事实。换句话说，就是要找个老板，当他的伙计，帮他的忙。“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你看他找老板的心情何等迫切。像孔子那样的人物，虽然时代不同，不会有现代人心目中的民主观念，可是由于他的仁心，不能不说他心在斯民。然而他如果真个找到了个信用他的老板，就不能不处于伙计的地位，为老板的利益打算，至少不得损害老板的利益。而那老板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是先天矛盾的，那老板是以侵害民众的利益为利益的。所以“致君尧舜上”只成为自来抱着好心肠的知识分子的梦想。尧舜当时是否顾到民众的全体利益，史无明文。咱们只知道一般历史家的看法，尧舜而后再没有比得上尧舜的皇帝。梦想不得实现，于是来了“不遇”的叹息，来了“用舍行藏”的人生哲学。这是说，没有老板用我，我找不到个合式的老板，我就不预备当伙计就是了。那当然与老板毫无关系，他只是我行我素，照样以侵害民众的利益为利益。
做官也着实不容易。做官做到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总算到了顶儿尖儿了。而且，在前面所说那些研究历史的人看来，宰相制度是“中国式的民主”的最好表现。他们说在明朝以前，宰相是政府的领袖，皇帝的诏命非经宰相副署，不生效力，于此可见皇帝并不能专制。然而，单看汉朝一代，丞相因为得罪而罢黜的，被杀的，自杀的，就有不少。皇帝这个老板是很难侍候的，规谏他过了分，逢迎他不到家，都有吃官司的可能。俗语说“伴君如伴虎”，实在不算过分。所以二疏[2]勇于早退，传为千古美谈。某人终身不仕，值得写在传记里，好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这不是说他们看透了皇帝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矛盾，故而不屑当皇帝的伙计，去侵害民众的利益，只是说他们比一般知识分子乖觉些，能够早早脱离危险，或者根本就不去接近危险罢了。一些高蹈的诗歌文章大抵是从这样来的。元朝人写些曲子，极大一部分表示看轻利禄的思想，骨子里只是说明了在异族入侵的时代，皇帝的伙计更不容易当，或者你想当也当不上。
